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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走李安“精神童贞”的他是如何走上电影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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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玛伯格曼,瑞典著名导演、编剧、制作人,伍迪艾伦称他是电影界的全能者,李安多次提起过他是自己的电影领路人。李安看的第一部艺术电影就是伯格曼的《处女之

夺走李安“精神童贞”的他是如何走上电影之路的?

上面这张图是李安在拍摄电影《色戒》处于几近崩溃状态时,他去见自己的电影偶像兼精神导师英格玛·伯格曼时被摄下的一个拥抱。

英格玛·伯格曼,瑞典著名导演、编剧、制作人,伍迪·艾伦称他是电影界的全能者,李安多次提起过他是自己的电影领路人。李安看的第一部艺术电影就是伯格曼的《处女之泉》,也正是这部电影让李安从此决定成为一名电影人,“《处女之泉》不是我最喜欢的,后来还有更喜欢的,伯格曼这个人对我来讲,他就像把我的处女拿去一样,我的世界由此变得不一样,触电了。”

伯格曼的电影是别具一格的,是公认的“只有他拍的出来”,有影评人曾说这是因为伯格曼的电影中呈现的人性的淡漠和恐惧隐射出了他自己人生的影子——这话在伯格曼的自传《魔灯》里得到了印证,他在自传中写道,他那管教严厉到几近残酷的父母,是如何给他带来了一生的阴影,他的哥哥与妹妹都在这种教育方式下走向了生活的极端:哥哥试图自杀,妹妹被迫堕胎。而他因为偶然的契机走上电影之路,得以将那些儿时压抑的情绪与灵感投射到了电影中。

本期微信,分享给你《魔灯》一书中伯格曼描写自己童年的章节,读完你或许会惊讶、会心疼童年时曾遭遇过这一切的伯格曼,然而也正是在这样残酷的生存环境的对比下,让伯格曼与电影的邂逅之路变得有如宿命般难得与迷人。

《魔灯》第一章节选

英格玛·伯格曼

我们的成长过程大都建立在诸如做错事、认错、受惩罚、被宽恕和恩宠这样一些概念上,这些具体的因素凝结在孩子、父母、上帝之间的关系中。有些东西已被我们所接受,而且我们自认为已经完全理解,在所有这些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逻辑。这一事实很可能造成我们对纳粹主义有着惊人的接受力。我从没有听说过自由,更不用说体验自由的滋味了。在这种等级制度的体系中,所有通向自由的门都紧闭着。

于是,惩罚便成为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事情。它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劈头盖脸打一记耳光,或是屁股上挨一顿皮鞋;也可能是老奸巨猾的文雅举止,一代一代传下去。

如果是尿裤子这类事——这经常发生,并且我总是很容易就尿湿了衣裤——那么这一天我便要穿上一件长到膝盖的红裙子,这被认为是无恶意的取笑。大错则要受到警告性的惩罚。一旦发现错误,这种惩罚便随之而来。比如,犯错误的人要在各种场合向女仆、母亲或住在牧师住宅中数不胜数的女亲戚中的任何一人反复地坦承错误。

夺走李安“精神童贞”的他是如何走上电影之路的?

伯格曼曾说拍摄《第七封印》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

认错的后果是被晾在一边。没有一个人理睬你。据我理解,这样做是为了让犯错误的人希望自己得到惩罚和宽恕。晚餐后喝过咖啡,当事者被叫到父亲房间里,在那儿又一次被审问和忏悔。然后他拿出地毯掸子,让受罚的人自己说该打多少。如数惩罚时,垫上一个深绿色的垫子,脱下长裤和内裤,全身俯卧在垫子上,有人死死地压住你的脖子,然后使劲地打。

我不会说那种疼痛难以忍受。最令人难过的是这种“仪式”所带来的羞辱。哥哥总是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过去,母亲常常坐在他的床边,给他洗背。地毯掸子已打破他背上的皮,留下斑斑的血痕。我对哥哥又恨又怕,看到他受到如此严重的惩罚,觉得心满意足。

被惩罚后,受罚人还要被迫去吻父亲的手,请求宽恕,以减轻负罪感。虽然你睡觉前仍旧不能吃晚餐也不能看书,但所获得的解脱感是很大的。

夺走李安“精神童贞”的他是如何走上电影之路的?

拍摄《野草莓》时的英格玛·伯格曼

另外还有一种现成的惩罚。这对于一个受黑暗恐惧折磨的孩子是很不愉快的,即将其关在一个特别的橱柜里。在厨房做工的阿尔玛告诉我们,在那个特殊的橱柜里有一只小动物,它专吃顽皮孩子的脚趾头。我的确听见有一些东西在里面移动。在黑暗中,一切都是恐怖的。我不记得我做了些什么,可能爬在架子上,也可能抓住钩子悬挂在空中,以免脚趾头被咬掉。

后来我偶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这种惩罚方式就失去了它的恐怖气氛。我在橱柜一角藏了一支发红绿光的手电筒。每当我被关进橱内,就摸索出手电筒,把直射到墙上的光束想象成正在放电影。门一旦被打开,我就马上闭上双眼躺在地板上,装出昏迷的样子。家里每个人都感到惊慌。母亲怀疑我是伪装,可没有发现证据,所以不会马上给予进一步的惩罚。

其他的惩罚方法是不准去电影院,不准吃饭,只能待在床上和房间里,做额外的家庭作业,用藤条打手,揪头发,到厨房去干活儿(这可是是十分愉快的,在一段规定的时间内没人理睬你)等等。

现在,我理解了父母的苦衷。一个牧师的家庭仿佛生活在一个浅盘上,避不开别人的眼光。牧师住宅必须得随时接受教区公众的批评和谈论。父亲和母亲可谓十全十美,承受着这种不公平的压力。他们的工作日是无限的,婚姻却陷入困境中,自我约束像铁一样坚硬。他们的两个儿子恰恰反映出某些特性,这在他们自己身上是被不断惩戒的。我的哥哥不驯服,不能保护他自己。父亲竭力去改变他,后来证明基本上是成功的。妹妹很受宠,很得父母欢心。她以谦逊和温柔羞怯地回报他们。

夺走李安“精神童贞”的他是如何走上电影之路的?

我认为自己从这时开始已变成一个最好的谎言专家。我创造了一个外表的我,他几乎与真实的我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如何把创造出来的我和本我区分开,这种混淆对我的生活和创造力造成了严重后果,一直持续到我成年后。有时,我不得不用事实安慰自己:生活在谎言中的人才更热爱真理。

第一次有意识的撒谎仍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成为一名医院牧师。斯德哥尔摩的小-扬森林边缘有座大公园,我们搬进公园旁边的一所黄色房子里。那是一个严冬。我跟哥哥和他的朋友在公园温室边扔雪球,我们打碎了很多窗玻璃。园丁立即怀疑到我们,把此事告诉了父亲。几场审讯接踵而至。哥哥承认他和同伴干了这事。我正在厨房喝牛奶,阿尔玛在烘烤食物,女仆西里走进厨房,接手可怕的审讯。她问我是否参加了这次恶作剧,有些事在初审时我已经否认(由于缺少证据,我暂时得以开脱)。西里开玩笑似的轻描淡写地问我,是否成功砸中了玻璃。我明白,她想给我设圈套。我用平静的声音回答说我只是看了一会儿,扔了几个松散的雪球打哥哥,但不一会儿便离开了,因为脚冻得厉害。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在想,撒谎时要说得像真的一样。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发现。我决定采用莫里哀戏剧中的唐璜那种理智的方式,做一个伪君子。很难说我每次都成功:由于缺少经验,偶尔还有局外人干涉,我有时会被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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